我摇摇头：“好了……”

四年前唐乐昌将我送至威尼斯后，随后返回美国读书，我妈妈过世我离开意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络。

直到西蒙尼告诉我上次那位送我过来的男孩子寻到了威尼斯他的家中。

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唐乐昌接到电话即刻说要来看望我，被我强烈否决，但他坚持要来。

我那时因为服用药物，整张脸都是浮肿的，我不愿见他，对他从起初的沉默无言到后来崩溃至大吼大叫，他只是见过一次我发作的样子，至今心有余悸。

唐乐昌那时在乔治敦读外交学院，课业也非常的忙，但他坚持写邮件给我，我们间或也会见面，大约每年一次。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已经通过了教授的心理评测，决定搬到博登湖畔。

他仍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经过这些年的变故，我们之间年少时那年的儿女情长小情思已仿若隔世，他始终维护关爱我如同亲人。

他见过我最凄惨丑陋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从此之后反而能够对他自如坦诚。

我对他微笑：“没事了。”

他深深地拥抱我，语气有丝哽咽：“你坚强得令我骄傲。”

我声音是诚挚的：“唐乐昌，谢谢你。”

唐乐昌毕业之后在比利时大使馆工作，他此行有车过来接，我们上了车，往城里开去时，高速公路上正在交通管制。

毗邻苏黎世的一个小镇在举行世界经济年会。

唐乐昌此行是陪同受邀前来的官员参加某个论坛会议，在和我吃过一顿晚饭后便驱车前往达沃斯，我需返回继续工作，我们约好等他工作结束，在苏黎世再聚一聚。

他坚持要送我回入住的酒店，我们从车上下来时，一起工作的女孩儿见我们神态亲密自然，忙不迭闹着取笑：“映映，你男朋友啊？”

我笑笑就过。

艺术节闭幕式之前的那日傍晚，深冬的雪花漫天飞舞，酒店附近的建筑和街道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积雪。

我站在大堂的门前，和我搭档的是文娜，一位来自大连的漂亮女孩儿，在德国读风能工程，她活泼大方，我们这几天一直合作得不错。

我们站在酒店的大门前，文娜趁着空闲的当儿正和我聊追求她的一个法国小伙子的故事，这时一辆组委会的礼车出现在酒店大门，我们并排站直身体，露出笑容站在门口。

两个男人从车内跨出，我看到他们胸口挂着的工作牌，红白菱形的醒目标志。

站在车前的那人回头望了一眼酒店大门，他的脸我见过一次再也不会忘，是梁丰年。

我惊骇过度，只觉手足发凉。

两人走到台阶上，却并不上来，而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远处。

一辆豪华的轿车碾过雪地，缓缓驶入酒店前的宽敞车道，然后平稳地停在楼下。

梁丰年趋身迎上前。

穿着制服的司机下来，拉开后座的车门。

又有人上前撑开黑色的伞。

我看到车上下来的人。

时光仿佛静止，又恍如缓慢切割的电影长镜头。

身形高挑的男子，深灰大衣，眉目分明，冷冽的东方脸孔，助理接过了他手上的公文包，两人低声交谈几句，随后拾步走上红毯。

我怔怔地望着眼前缓缓走近的冷峻夺目的男人，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开始缓慢旋转。

身后的文娜推了我一把，我机械地跟着她轻微鞠了一躬，耳边是她甜美的声音：“欢迎光临。”

劳家卓无意抬眼一望，然后在瞬间定住了脚步。

他的瞳孔剧烈收缩，突然朝前跨了一步，我慌忙仓惶地后退，站到了几位同事身后。

他原本冷漠平静脸上显现出异常急切的神情，手下意识地朝我伸出。

已经是接近于失态举动。

跟在他身后的人觉察到他的举动，梁丰年走近了一步低唤：“boss？”

文娜也扯住我，不解地问：“映映，你怎么了？”

“劳先生——”这时有男子洪亮的嗓音远远传来，接着是一群人从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快步走出，面上都带着热气的笑容：“贵宾到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男子身后的人跟着热情地纷纷说：“欢迎欢迎。”

劳家卓整个人怔怔立在光亮的大理石地板上。

助理跟在他的身后，低声靠近他轻声提醒一句。

劳家卓回过神来，面上却无一丝笑容，只客气地欠身和领头那名男子握手：“谢谢。”

传媒公司的老总陪同着驻苏黎世总领事，将劳家卓一行人包围，热气寒暄和谈笑声，引得过往的宾客都在不断张望。

一群人拥簇着他往大厅里边走。

我被一大堆人挤到在玻璃门边的角落里，大脑一片空白，极力控制着自己拔腿而逃的冲动。

这时我听到耳边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