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老师评点杨俊时认为他有妇人之仁，但笔者认为杨俊此举，的确是建立在妇人之仁之上，但又超越了一般的妇人之仁。杨俊严令禁止进攻的原因是他考虑到了士兵的生命，他不愿这么多人白白牺牲，从某个程度上讲，对敌军姑息确有妇人之仁之嫌。而至于笔者认为此举超越一般的妇人之仁，主要是体现在两点。一是禁止进攻是杨俊“仁恕慈爱”的外在表现，二是杨俊意识到此时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特殊在哪里？《隋书·周罗睺传》记载：

晋王广之伐陈也，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军不得渡，相持数月。遇丹阳陷，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睺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廼降。

所以此时的情况是南陈后主已经被擒，并且晋王杨广命令他带手书给周罗睺，让他投降。既然如此，隋统天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此时便可以用其他的和平手段来定江南，又何必杀伐不止呢？杜甫有九首《前出塞》，笔者认为其中第六首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中也写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杨俊便是在追求这样的境界，所以他“不许进攻”的命令实际上是包含了战略考虑的成分在其中的，并非是像一般的妇人之仁那样不识大体。果不其然，杨俊不战的方针最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罗睺率部来降，一场无谓的杀戮就此避免。

第三，谦虚让功。从前文杨勇的诸多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坚是一个非常反对儿子骄傲自满、刻意抬高自己的行为，比如冬至行为就非常让杨坚恼火。但杨俊并非如此，周罗睺率兵投降之后，他便派使者给父亲杨坚上了一封奏章，写着：

谬当推毂，愧无尺寸之功，以此多惭耳。

实际上，招降周罗睺，杨俊功不可没，但是他对自己的功劳只字不提，甚至说“愧无尺寸之功”，这句话尤其讨杨坚欢心。为什么？我们知道自从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确立以来，相权与王权是一对一直存在的矛盾。到了魏晋南北朝，一个特殊的群体——士族开始崛起。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影响颇深，永嘉之乱后，汉民族衣冠南渡，司马家族依傍这些江南士族建立东晋王朝，才让汉民族的血脉得以延续。史学界称此时的政治为士族门阀政治，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甚至将这个概念推向一个极端，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笔者认为田先生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我们仍需注意的是，早在三国时代，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后，中国的政治就已经有了门阀的色彩。在曹魏政权中后期，一直存在着司马家族和原有的曹氏王族共治的局面，虽未有田先生所言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贵族王敦、王导兄弟“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但最终发动高平陵之变夺走曹氏天下的正是司马家族，换句话说，司马家族将士族政治推向了一个扭曲的方向，打破了士权与王权原有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从那时起，士族门阀政治便已经有了雏形，或许会有一时的此消彼长，但并不影响总体的趋势。不论这样的政治模式究竟定型于何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对于汉民族来说，是黑暗的一页，对于王族们来说，也是心中不愿揭开的伤疤。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分裂，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两次大统一，分别为秦统和隋统。隋文帝杨坚正是第二次大一统的伟业的缔造者，他自然深知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下世家大族的势力之强大，所以隋文帝平生最不喜欢朝中有一呼百应的权臣，更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和这些人有过于密切的秘密来往，当时朝中有所谓“四贵”，分别是杨雄、虞庆则、苏威和前文提到过的高熲。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在文帝时期所受到的待遇，相信各位就明白了。杨雄是隋朝重臣，起初任右卫大将军，手里握着兵权，后来因为太得众人仰慕，杨坚不得已任命他为司空，看似提拔，实则是夺走了他的兵权，因为在隋朝司空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而已，没有实权。虞庆则在平定突厥时立下赫赫战功，为隋朝的安定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在平定李贤叛乱时遭同僚诬告而被隋文帝诛杀。苏威主持修订了《开皇律》，律文五百条，有“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评价，为后世历朝立法所沿袭，但苏威本人后来却因结党营私之罪被屡屡免官，政治生涯坎坷起伏。有关高熲，前文已有介绍，在此不做赘述。这“四贵”皆是重臣，但皆落得晚景凄凉的下场。杨勇与高熲走得很近，结果就是被文帝和独孤皇后一点点冷落直至被废。所以杨坚最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自矜功伐，得意自满，尤其是到了晚年，杨坚变得更加多疑，常常无端猜忌，儿子的一言一行都会让他非常敏感。杨俊如今上表表明了自己不仅不贪功反而心中有愧的情感，自然让杨坚非常开心。

但是笔者认为，人性中种种美好的品质，显在一时而贵在一世。能做到“显在一时”，不代表就能做到“贵在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