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地方上的豪强一类人，但翟让、杨玄感二人都属于隋朝官员，乱世中官员谋反，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虽然孟海公、窦建德等人更容易与农民走得更近，但这些官员们显然更能代表隋朝政府统治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更有煽动性。与农民相比，官员是隋朝政府内部的人，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乱自内生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显然比乱自外生要大得多。所以翟让的旗号一举，响应者无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人。一个叫单雄信，一个叫徐世勣，这两个人在隋唐评书、小说中均是主角。单雄信在小说《说唐》中的形象是二贤庄庄主，江湖绿林好汉的总瓢把子，属于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善用一条金顶枣阳槊，慷慨疏财，义薄云天，虽然位列十八好汉之末，但江湖声望极高，对主对君知恩图报、忠心不二，有“赤发灵官”的美名，是老百姓非常喜形象的塑造大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原型做参照，这个现象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说岳全传》、《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小说次之，单雄信的文学形象基本上非常接近历史上的真实的单雄信了，除了身份与出身不同之外，两种形象里的单雄信的武器、性格几乎一模一样。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同郡单雄信，骁健，善用马槊，聚少年往从之。”单雄信与翟让是同乡，在翟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了援手，并且他善用马槊，这些史料中所体现出的单雄信形象皆与小说中吻合。后来在一些民间文学的叙事中我们常常把单雄信比作关羽，有“小关羽单雄信”的说法。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民间的叙述纯属是为了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有一些民间流传的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去仔细揣摩。晚唐小说家段成式在其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单雄信年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年至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不过其中讲到单雄信的武器叫做“寒骨白”，而我们知道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武器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这两把武器的名称读来倒十分相称，令人觉得寒气森然，威严自成。笔者猜想这些叙事人和说书者或许是受此启发，加之两人性格如此相近，才特地给单雄信多加了一个“小关羽”的美称，亦属有“史”可考之举，不可武断地贴上诸如“胡编乱造”之类的标签。

在《隋唐演义》和《说唐》中，瓦岗军的军师，亦是后来秦王李世民帐下的军师，叫做徐茂公（《隋唐演义》写作徐懋功），通晓兵法，足智多谋，贾家楼结义后，反山东、破金堤、取瓦岗的规划皆出于此人。徐茂公的历史原型正是徐世勣。徐世勣（594——669），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属山东省菏泽市）人，唐朝开国名将二十四功臣之一，李渊赐其姓李，又避李世民名讳，故徐世勣又称为李勣。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按照《旧唐书》、《新唐书》等正统史料的名号用法，于下文统一称他为李勣。

正史中的李勣是个非常纯粹的武将，但并非沈光、麦铁杖那样的悍将，李渊说他是“纯臣”，“纯”者，无垢、无杂，李勣就是为了身为人臣、建功立业而生的。所以李勣一到瓦岗，就开始为瓦岗的长远发展做打算。在李勣的建议下，翟让先行劫掠了今天的郑州、商丘一带，缴获辎重粮草无数，随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瓦岗军的气势很快席卷中原，渐渐超过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成为反隋武装中的代表。这样庞大的规模不久便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李密。杨玄感反隋失败后，李密作为同党也在被通缉之列，于是只能四处躲藏，不过偌大一个朝廷，捉拿一个逃犯并非难事，《隋书·李密传》记载李密藏于一个叫冯翊询的妻子家中，被邻人告发，与一干人犯一同被押往高阳（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听候隋炀帝发落。这对于李密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按律被斩首，空留一个谋反同党的罪名；二是设计逃走，但这是一条不归路，逃走之后如果再被抓，那么就二罪并罚，如果大难不死，则将扬名后世。哪怕困难再多，我们也要选择有希望的那条路，李密当然也是如此。他先以钱财贿赂，又以醉生梦死的假象蒙蔽了押送他的官员，趁夜率众逃走。一个英雄，总能绝处逢生，也总是怀才不遇，关键就在于怀才不遇之后是选择就此消沉还是坚持不懈，选择消沉的可能会变成多愁善感的诗词大家，选择坚持的则可能变成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李密选择了后者。出逃后，他先到了平原（今属山东省德州市）一带的反隋武装郝孝德帐下，但郝孝德对他非常轻慢。李密不愿受这样的窝囊气，又到了淮阳（今属河南省周口市）一带，自称刘智远，开馆授徒。时间一长，李密还是受不了这样平庸的生活，他写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感情：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

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祸从口出，口所言自心生。英雄常常是因自己的一时兴起